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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耶记得格林在昂蒂布的地址，但此前，他从未给这位小说家写过信，也未曾试图去那里拜访他。伊耶读到过太多的报道，说其他人拜访过格林，回来时却很困惑，因为格林呈现给他们的人格，虽然很和蔼，但像谜一样不可理解;因此，伊耶不敢冒险去与自己的偶像相见，怕让自己的幻想破灭。但是，寄出信的几个月后，仍未收到回信，于是，伊耶又写了一封信，提议为格林写一篇传略，如果有微乎其微的可能性，“他愿意向《时代》杂志为自己辩解”的话。格林礼貌地回答，“如果有哪封信能令他屈服，那么就是我这封了......但是，现在时间所剩无几，他还有很多事要做。”一年半后，这位小说家逝世。我们能推算出，是在这些年里，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90年代初期，比科·伊耶与他的妻子广子相遇，目睹加州父母的房子在可怕的丛林大火中焚毁，以及“决定让我的归属感真正发自内心，决定去我所知道的、最能让人灵魂清澈的社会，日本，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，架子上除了一本破旧的《文静的美国人》，没什么别的东西”。这听起来像是结尾，类似修道士的隐居遁世，在日本的乡间，过一种简单、朴素的生活，奉《文静的美国人》为世俗的经典;然而，这是由于缺少日期引起的错觉，因为比科·伊耶继续到处旅行，并拷问自己。

“我在生命中，来来往往，又在头脑中，考虑再三，”他说，“我开始领会到，归根到底，这在多大程度上，是一个父与子的故事。”那个叫格林的男孩，在伯克姆斯特德小学很不开心，因为他的父亲是学校的校长，这让他成为其他学生猜疑和欺负的对象;他非常不开心，于是离家出走，在当地的公共用地露宿了好几天，这也成了他未来生活的缩影。年幼的比科，在“牛津龙”小学过得很开心，但他这么选择，是为了逃离他父亲专横、外向的人格，在后来的生活中，他还将格林作为自己的精神之父。“本质上，他给了我一种审视事物的方法，而你看事物的方法变成了一种神学。”诺曼·谢里经授权编写格林的传记，其第二卷于1994年出版;这促使伊耶将格林作为自己一篇随笔的题材，随后发表在《时代》杂志;此后不久，他接到他父亲的电话留言，谈的似乎是有关那篇文章，但到最后他父亲无助地泣不成声。“有些东西显然触动了他，或者说压垮了他，那些东西有关格林一贯的主题，即你除了自己，谁也怪罪不着。”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，比科认为自己从他父亲的眼神里，看出了这种领悟造成的痛苦，但父子俩没有做解释与和解，几星期后，拉加万患急病去世。

“你真想这段时间都和格雷厄姆·格林一起度过吗?”广子问她的丈夫。她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，很多读了该书的读者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会有此困惑。我们大多数人在生命中的不同时点，会对某位作家产生特殊的亲近感，并用他或她的想象力来解读我们的生活，但很少会像比科·伊耶，这样持久，这样痴迷。当伊耶在他自己的生活和格林的生活之间，发现一些琐碎的联系时，他也会兴奋异常;比如，达赖喇嘛在和伊耶的谈话中，引用《哈姆雷特》中的一段台词，此后不久，伊耶在格林小说《吉诃德大神父》的开场白中，读到了相同的引语，他就很兴奋;还有，当伊耶发现自己父亲的偶像甘地，出生比格林早三十年，却是同一个日期，他不禁“浑身战栗”;伊耶的这种兴奋感显得有些过分，几乎是迷信的。尽管如此，这还是一本勇敢和非常有趣的书，该书更贴切的类别也许不是回忆录，而是忏悔录，这部忏悔录的作者所受的教育及其职业，使他成为整个现代社会里，一个享有特权的公民，但他却发现全球化在精神层面不能令人满意。如果这显得有些偏执，那么比科·伊耶可以引用格雷厄姆·格林的一段评论，来为自己辩护，那是格林为沃尔特·德·拉·马雷写的一篇随笔中的话:“每位值得我们关心的创造性作家......都是受害者:他沉缅于某样固执的观念。”但我们还是不禁希望，在这本书之后，伊耶已经把格雷厄姆·格林从他的身体里排解出去，创作出更多的作品，像该书临近结尾时的片段那样精彩;那一情节生动描写了在玻利维亚一个偏僻的乡村，发生的一起可怕的车祸，以及车祸造成的创伤;这里没有提到那位英国作家，也没什么要归功于格林的地方，也许除了写作风格和叙事技巧之外。

《写作人生》

【英】戴维·洛奇著

金晓宇 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