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接上节）
第二章第三节 中央王国论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听说我在琢磨西方的中国史观，我最好的朋友、在美国任教的航告诉我：
一直到二战前，在西方，几乎没有系统的中国史研究，学者专家们的兴趣在一些特定领域，如古器物，像瓷器、青铜器等等。
那么，《男主的十大酷刑》（《征服者王子》）一片证明，到一九六五年，一套完整的中国史观已经建立起来，并且与西方的中亚史、亚洲史、欧亚大陆史叙事成功地结合在一起，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。自那以后，西方的中国史观不断向前发展，有很大转变，但始终是同一套叙事。
那一套中国史观其实非常的通俗明快，让人想起，当年长春译制片厂配音的苏联影片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，培脱西公爵夫人的一句配音对白，大意是：“阿列克谢真是个很神奇的人，不管多么深刻的道理，只要经他一说，我就能懂。”
现在，就由我作为又一个卡列宁，那套史观里的深刻道理，就经我来说一说：
中国文明，中华帝国，这两项，在几千年前，忽然就出现了——至于究竟是几千年，说法不一，随大家高兴。从一出现，二者就都是完整和成熟的，从此以后，再没有变化。所发生的，只是量的变化。在大多数文明开始发育之前，甚至在一些文明开始孕育之前，中华帝国就快速地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发明，诸如：
五千年前（或公元前二四二四年）发明了茶；公元前二千年发明了帝国属性的城市和冰淇淋，甚至中央集权的王朝制度；公元前三千年间发明了丝绸制造业（埃及《金字塔报》），随后在三千年前建立起丝绸之路（半岛文章）；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修长城；公元前二世纪发明了足球；公元七世纪就使用了指纹对比；十三世纪出现了法医专著，等等。——“李约瑟曾经计算过，每一个世纪都有十五项主要发明”。
到一四九二年，哥伦布的帆船一到美洲，突然，中华帝国那里，一切发明和改变都停止了，帝国进入了停滞状态。虽然，它从出现起就一直都是停滞的，但是一四九二年之后的停滞，与之前的停滞不同，变成了没有任何变化的停滞，并且走向了衰落。——不过，目前，相关叙事已得到极大修正：明清并没有衰落，衰落主要发生在一九一一年以后。
从古早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，中国人放眼四望，周围地区的文明程度之低，与自家形成了绝对的落差，便傲慢自大起来，打造了一整套别无分号的文明观：
中国人之外，其他人都是“野蛮人”；
中国人认为，中国是“中央王国”，是宇宙的中心，并以这一信念为基点，组织了中国独家的“世界秩序”，而那是一套不平等的等级秩序：先是周围的国家，后来是一切的国家，在等级上都远低于中国。任何国家如果想要派使节，只能先在中国那里获得允许，到了之后，必须叩头表示地位更低，并且朝贡，还得接受中国安排在世界秩序中的等级。
真正要命的是，由于长期的绝对优势，中国人对边界以外的世界根本不感兴趣，对其他国家根本不关心，倒是宁愿它们不要派使节来添麻烦。
中国人认为边界外的人都是野蛮人，都是中华帝国的麻烦，某种程度上是对的：主要是在北方（中东人的史观里是西方），永远有“野蛮人”来袭击、劫掠帝国，并且试图攻入帝国。那些野蛮人是横贯欧亚大陆草原带上的游牧民族，并且，永远的，都是同一个种族——土耳其人（突厥人）；匈奴，回鹘，蒙古，满族以及其他一切中亚民族，都是土耳其人。
中华帝国的地理显然是神意安排的：东有太平洋，南有热带森林和喜马拉雅山，西有帕米尔高原，让帝国与外部世界隔绝；唯独北方是一片开放的大草原。
由于中国人长期享受先进的文明，习惯于精致舒适的生活，就变得非常优雅文弱，畏惧战争，厌恶战争，尤其是，根本不会打仗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中国人永远不是土耳其人的对手，遇到土耳其人一定溃败。因此，中国人就想出来一条办法，修建一条从东边的大海一直到中亚的罗布泊的长城，把土耳其人挡在长城以外。
长期的文明优势，让中国人极度看不起长城以外的广大世界，对世界，他们的心态是极度的冷漠和自私。因此，长城不仅在于把土耳其人挡在外面，同时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，那就是防止中国文明的各种成果外流，中国人决意独享那些成果，禁止它们外溢出长城，“闭关锁国”。他们是仅仅为自己创造文明，他们的文明是只属于他们自己的，他们拒绝与他人——与野蛮人——分享。
由于中华帝国早就拥有了种种发明，非常的先进和富有，因此中国人完全不依赖长城之外的世界，也不需要长城之外的世界。故而，中国人绝对不肯出长城，也就没有出长城去征服世界的欲望和行为。上述两项，形成了中华帝国版的光荣孤立，也就是，闭关锁国。
长城的功能是无与伦比的，中国人在根本不会打仗的情况下，就靠着一条长城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把野蛮人，即土耳其人，成功地挡在长城外面。
但是总有出纰漏的时候，于是，土耳其人一次次打进长城，分别作为匈奴人，蒙古人和满族人，成功地冲进了中华帝国。中国人又胆怯，又不会打仗，所以根本没有回手能力，每次土耳其人冲入长城，就会轻易地征服整个中华帝国，成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、中国人的主人，他们的首领成为“中国皇帝”。
但是中国人虽然缺乏勇敢的品质，却有非常富余的阴柔和狡猾。他们没有军事能力进行反抗，就使出耐心，静静等着冲进来的野蛮人中国化。于是，土耳其人会与中国的汉族融合，成为中国人，也就是说，土耳其人是中国人的一部分祖先，并且反复成为中国人的祖先。
成功成为中国主人的野蛮人们，由于文明程度太低，无法抗拒地，会自动中国化，最终变成纯正的中国人：享受到中国的文明成果，掌握了中国文化，优雅，明智，本分顺从，同时，也变得害怕战争，厌恶战争，不会打仗，蔑视长城外的世界，畏缩在长城内的中华帝国里，并且，一丝不差地，拥有中国人独特的“宇宙观”。（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，这方面的象征，或者说标志人物，是元世祖忽必烈——中东人的历史里，他没打过仗。）
于是长城再次紧闭，中华帝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，一切都恢复原样，没有任何变化。直到下次野蛮人攻入长城。
如此的一轮轮周而复始，只是让中国人的既有观念更加固化，更加坚信：中国是宇宙的中心；中华帝国是君，其他国家为臣，乃自然秩序，无可怀疑，无可动摇。此般盲目的自高自大，即使在一八四〇年以后，也没有发生变化；到了一九七〇年代，也没有发生变化；到了今天，还是没有发生变化。这世上不会变的事情之一，就是中国人心里的观念。
“闭关锁国”，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成语，在我们，相关叙事是这样的：由于明清两朝闭关锁国，导致中国贫困落后，到了鸦片战争时落得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。然后大家痛定思痛，从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，急着改掉闭关锁国的坏毛病。忙碌当中，谁也没精力去注意，在西方，关于中国的闭关锁国，还有另一个版本，就是上述的一整套历史叙事。
对于西方的那一套闭关锁国的历史叙事，我们姑且命名为“中央王国论”。“中央王国论”有史有观，史与观相融合，而长城则成了这套叙事和理论的“象”，只要提到长城，就等于提到了一整套的中华帝国的历史，也点出了中华帝国的本质。
这一套说给世人谁都能懂的中国史观，美中不足，依靠的“史”不可靠。在中国文明的相关叙事上，西方人，以及中东人，再次犯了成吉思汗到北京的错误，犯了因为有中国皇帝所以有中华帝国的错误。我在中东报上读到一篇时事分析文章，但很遗憾没有记录具体的作者和题目，那文章一开头就说：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发明了足球，而足球是有规则的，人们可以利用规则玩战术，比如反越位。
根据史料，说足球最初起源于中国是不错的，而且足球界还拥有一位最值得骄傲的名宿——霍去病，按中国的传统，各支球队该把骠骑将军尊为祖师爷，供牌位上香才是。但是，我们的少年将军蹴鞠那时候儿，并没有越门的规则，至少目前挖出来的秦汉简里不见提到。
二〇〇六年足球世界杯开赛之前，西班牙国家台播放了一支短视频，主题是：足球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。摄制者很认真，让一群西班牙球员按照秦兵马俑打扮起来，头上顶个发髻，穿一身兵马俑式短袍，在一片平坦的场地上，分成两队，打起了流畅华丽的拉丁足球，一支球队成功突破对方防守，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里。为了避免穿帮，画面模糊化，只见一群兵马俑的模糊影像飞快地在两边有球门的赛场上踢足球，颇有时光感。假如西班牙的足球小伙子们看到这段视频，想必会吓一跳：妈也，两千年前，中国就在踢汉甲——汉朝甲级联赛了。
接下来，很自然的，就会引发深刻的思考：为什么中华帝国没有把甲级联赛延续下来？为什么中国人放弃了拉丁风格的足球传统？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男足踢得那么差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和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关吗？
西方的中央王国论里，太多的“史实”，都是上述的情况：既然足球起源在中国，那么那时候的中国人踢的就一定是十九世纪欧洲人发明的现代足球。
这套杯弓蛇影的中央王国论，流入了中东，那里的文化人一样深信不疑。不仅如此，中东人还进行了扭曲，得出一种印象：几千年里，中国人一直活在富裕、太平、幸运当中，中间只是有几次遭受土耳其人攻入长城，短暂地受苦受难。
二〇二〇年十月一日，中国的国庆节当天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阿语官网推出了两篇应节长文。其中一篇专栏文章《国家崛起——是取决于历史的宿命，还是取决于“榜样中国”的意志与觉悟？》，作者为左派记者兼专栏作家哈默德·阿尔布伊宁，他一上来就告诉同胞：
“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，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都是躺在丝绸的摇篮里，相反充斥着灾荒、战争和侵略，全靠中国人民有着自觉的意志并且艰苦奋斗，才将它们一一克服。”
不过，同一天，半岛官网在首页上推送的是另外一篇长文、该通讯社的新闻报道：《中国奇迹——是这样在七十年里实现了龙的预言》。该文一起首就说：
“中国……位居地球的东方，既在地理上延展，也不断扩大其人口，至于在历史的绵延方面，则能够始终维持着它的长城，那长城把它包裹起来，替它抵御侵略者，并保护着它。它决然地隐居于世外、超然中立，以这样的状态而达成国家的不朽，因此也成了这种不朽的象征，而它作为象征的要义恰在于此。不过，那种——一如佛教文化中——沉迷于冥想的宁静状态正在消退，明显可见的，它在准备爆发。”
